余秋雨在《君子之道》中说：“君子之道之于中国，有如骑士精神之于欧洲。”
君子是具有自觉的主体意识及对儒家道德精神的追求，建构了中华民众思想主流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，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，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道德楷模、社会精英原型。
他们的身份地位、学术流派不相同，个人性格及遭际也迥然各异，但他们的社会担当，和对理想信念的坚守，却大体相同。他们或劝善抑恶、激浊扬清；或济世救民，舍身取义；或著书立说、垂训教人；或一言九鼎、有诺必践；或杏坛持鞭、以身作则；或移孝作忠，精忠报国；或临危受命、全忠全节；或扶危济困、播洒慈善……
他们是社会大众普遍期望和认同的儒雅正面形象，被视为道德践行的士子“公忠”典范。
儒家塑造的君子人格典范，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，成为中国人辨别是非、善恶、忠奸、正邪的基本依据和基本准则。
君子不是圣人，却是践行圣贤教育，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道德楷模。
君子人格为人民所熟知、接受、认同，对中华文化、中华习俗、中国人的价值观、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。
什么是君子？孔子说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。
“义”是君子人格的本质、核心和行为规范。孔子说，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哉！”
意思是说，孔子认为，君子应该以义作为为人处世的根本，以礼义来推行它，以谦逊来表达它，以诚信来完成它。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君子。
义是君子人格的根本，也是一切道德的根基。《礼记》云：“夫义者，所以济志也，诸德之发也”。
孔子“君子义以为上”、“义以为质”、“君子之于天下，无适无莫，义之与比”的思想言论，构建了“义即君子”的基本文化内涵。
中华传统中，武圣关公是备受儒释道教、朝廷民间共同推崇的“义”的完美践行者。
关公的义，来自于“春秋大义”。司马迁说：“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。”
关公熟读春秋，并身体力行，知行合一。
《三国演义》第二十六回《袁本初败兵折将，关云长挂印封金》章节中，南阳陈震受刘备所托，送书信给身困曹营的关公，关公看书毕，大哭曰：“某非不欲寻兄，奈不知所在也。安肯图富贵而背旧盟乎？”震曰：“玄德望公甚切，公既不背旧盟，宜速往见。”
关公曰：“人生天地间，无终始者，非君子也。吾来时明白，去时不可不明白。吾今作书，烦公先达知兄长，容某辞却曹操，奉二嫂来相见。”
有始有终，来去清白，始终如一地践行一个“义”字，让关公的真君子、真豪杰、真英雄的伟岸形象一直矗立在中华民众心中。
关公终其一生，都在实践一个“义”字。青年时在家乡诛杀恶霸吕熊，展现的是锄强扶弱的侠义；桃园三结义，祸福与共，体现的是异姓兄弟、胜如同胞的情义；秉烛达旦，夜读春秋，恪守的是慎独修身的礼义；挂印封金，作书辞曹，折射的是来去明白的节义；万军阵中斩颜良，展现的是勇者无惧、一往直前的勇义；华容道释放曹操，体现的是恩怨分明、有恩必报的信义；长沙战场上不杀马失前蹄的黄忠，遵循的是君子不落井下石的仁义；追随刘备一生无怨无尤，完备的是精忠可昭日月的忠义。
南怀瑾在《武圣关壮缪遗迹图志》序言中云：“关公之志节神采，及其进退权宜之际，情至义尽，从容不迫，固深得于《春秋》大义之旨。《易》曰：‘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’此诚万古纲常之典范，美哉其人是之足以谓之神也！”
关公“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”的气节风骨，“贫贱不能移、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气概，“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，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，身虽殒，名可垂于竹帛也”的凛然正气，“志兴汉室，扶红日、正人心”的执着追求，“莫嫌孤叶淡，终久不凋零”的人生态度、“忠不顾死、义不负心”的磊落胸怀，为芸芸众生树立了君子人格典范和道德标杆。
近千百年来，中华民族逐渐形成“文拜孔子，武拜关公”的传统文化格局。
关公忠义无双、义薄云天、忠诚信义、义勇无敌等君子人格品质，成为无数中华儿女心中的道德楷模，成为具有为全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普世性价值观。
关公信仰的普及，表现了儒学的君子文化思想精髓，从学堂的道德说教，到民众自觉遵行、公序良俗的社会进程。
文武二圣，一文一武，一柔一刚，互为表里，互相促进，教化育人，相得益彰。孔子以思想言论传世，关公以道德实践立身，如天上日月，共同闪耀着儒家君子思想的睿智光芒，指引着中华民众将君子人格思想，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知行合一，使得中华大地处处散发出尊君子、敬君子、学君子、做君子的浓厚氛围。